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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論壇》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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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級別:CSSCI南大核心期刊 收錄期刊:CSSCI 南大核心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含擴展版) 萬方收錄(中) 上海圖書館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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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牧業公司化經營模式的制度經濟學探討——基于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的實證分析
        發布時間:2018-02-08        瀏覽次數:473        返回列表

        薛鳳蕊,喬光華,侯安宏

        [摘 要]文章基于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土地流轉過程中農牧業公司化經營模式的4個案例,研究了農牧民、政府和公司之間的契約關系以及內部治理結構,分析了其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因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信息不完全、外部不經濟以及道德風險是導致公司、農牧民和政府之間矛盾的焦點,公司和農民雙方的道德約束是實現其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關鍵詞]公司化經營;土地流轉;信息不對稱;道德約束

        [作者簡介]薛鳳蕊,內蒙古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喬光華,內蒙古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內蒙古呼和浩特010019;侯安宏,內蒙古農牧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內蒙古呼和浩特010031

        [中圖分類號]F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 -4434(2010)01 -0135 -05

        一、導言

        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基本生產資料,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農村耕地地塊分散、零碎的局限性越來越明顯,農業技術推廣緩慢、機械化程度低等問題突出,制約了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通過土地流轉,實現農地規模經營,能夠有效地配置土地資源(梅建明,2002)。為此,十七屆三中全會制定了促進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的相關政策,旨在促進農地的自愿、合法、有償轉讓。目前,全國各地出現了諸多土地流轉和農業規模經營模式,農業的公司化經營模式就是土地流轉的一種模式。它通過引進或成立公司,整合土地,按照工商業模式經營和管理農業,雖然具體的做法有所差別,但共同的特點是規模經營、采用現代農業技術和公司組織形式。在引進農業公司(簡稱公司)過程中,很多地方政府采取了加大農業支持力度、協調優惠貸款等政策,吸引公司進駐,使得農業的公司化經營有了較快的發展。但在運行中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因而有些農業公司經營困難,或只能勉強維持,農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為此,專家提出在土地流轉合同中應該明確業主通過交納風險金或抵押物等形式來規避農民的風險(劉健等,2007)。

        鄂爾多斯市是內蒙古自治區發展最快的城市,近年來工業化、城鎮化發展迅速,該市土地總面積8.7萬平方公里,人均耕地面積4.1畝,人均草地面積57畝,總人口151.4萬,2007年GDP達到1148. 71億元,人均生產總值75021元,農牧民人均純收入6123元,城鎮化率為61010。鄂爾多斯市有農區、半農半牧區和牧區三個經濟類型區,在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中,公司化經營模式占據主要地位。由于各個經濟區資源稟賦、經濟社會條件不同,公司化經營的土地流轉方式也有所不同,經濟效果也有很大差別,對這些差異作出經濟學的解釋和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為此筆者在對鄂爾多斯市烏審旗①、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杭錦旗、達拉特旗5個旗縣實地調研的基礎上,著重研究公司、農民與政府的契約關系以及內部治理結構,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實現農業公司化經營可持續發展的若干建議。

        二、案例描述

        鄂爾多斯市生態環境比較脆弱,除了在農區外,半農半牧區和牧區不適宜大面積開墾農田。為了實現農民增收和保護生態環境的雙贏目標,市政府提出“立草為業、為養而種、以種促養、以養增收”的發展思路。本文通過對5個參與農業經營的公司(其中DLS公司和W公司是市級和旗級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L公司、F公司和H公司是鄉鎮政府或村委會從外地引進的公司,土地經營規模較大)的經濟學分析,旨在發現影響農牧業公司化經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為完善農業的公司化經營模式提供決策參考。

        案例1:從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引進的L、F公司

        2008年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國土整理項目辦公室(簡稱國土辦)和農業綜合開發項目辦公室(簡稱農綜辦)把農民的土地整合在一起,進行打井、電力改造、上噴灌設施、修路等一系列配套項目(資金由市、旗財政和農民三方共同承擔),然后村委會引入烏蘭察布市L公司種植馬鈴薯(2000畝)和油葵(4000畝),共租用農民土地6000畝,簽訂土地租賃合同,租金為1年300元/畝。合同生效后,公司提前支付租金。但是,由于公司從外地引入,對當地的氣候和地情不了解,缺乏種植經驗,導致農作物生長時雜草叢生,產量極少。加之2008年金融危機后,食用油的價格持續處于低迷狀態,公司虧損慘重。

        L公司撤走后,2009年4月村委會引入F公司,在原來L公司6000畝土地的基礎上又新增土地8700畝,共租用土地14700畝,主要種植馬鈴薯。租地合同參照L公司,并雇傭當地農民工進行春播、灌溉和打零工,受到當地農民的歡迎。公司進駐后,發現了一系列問題,例如澆水時連接噴灌的主電纜被燒壞3次,向村委會和鄉鎮政府反映,但一直沒有解決,只好花3000元自己維修;有井塌現象,澆水時水不夠用,造成農作物減產。

        案例2:達拉特旗旗級重點龍頭企業W公司

        W公司是當地的公司,于2008年在農區租用農民土地10000畝(其中5500畝種油葵,4500畝種玉米),承包期10年,土地租金1年300元/畝,一年一交,簽訂合同后支付租金。W公司在租賃土地時出現了一些問題:(1)有2戶農民不愿意出租土地,在公司租賃的噴灌圈內種植同種農作物,公司幫助他們澆地、收割,最后按畝數平攤澆地的水電費,收取機耕費。(2)根據合同規定,雇工時要優先雇傭本地農民,但在執行過程中,由于本地農民要求日工資不少于70元,而公司雇傭外地人日工資只有50元,干活的效率和質量比本地人的高。(3)2009年公司在H村擴大土地承包面積時,發現噴灌設施的地下管線沒有壓好(由農綜辦負責),以此為由不支付農民的土地租金,引起農民不滿。(4)2008年W公司由于經營不善和市場的雙重原因導致虧損。2009年又租用B村土地成立了養殖廠,養牛、羊,雇傭本地農民養殖,由于資金緊張沒有支付租金,農民消費水平降低。農民放出話說,如果秋收時還沒有給付租金,就把公司租用土地上種植的玉米收回家。

        案例3:從陜西引進的H公司

        2007年11月H公司經過多次考察和專家論證后決定在烏審旗建立馬鈴薯生產基地。2008年簽訂合同,共租用荒地6000畝,租金每年60 ~100元/畝,合同期20年。公司負責修路、平整土地、電力安裝、管道鋪設、打井等工作,旗政府給予資金支持160萬元,并負責安裝水利噴灌設施。由于該公司租用農民的閑散地和荒地,農民自己沒有能力開發,出租后反而多一份收入,因此當地農民對出租荒地非常樂意,農民認為,20年以后公司除了把大型農業機械設施留下來,還會交給農民一片改造好的良田。但是,由于公司租用的土地位置處于半農半牧區,生態環境比較脆弱。公司在租用的土地周邊種植了防護林,由于缺乏經驗,疏于管理,至2009年防護林已所剩無幾,只幸存了政府在周圍為了防風固沙種植的防護林。2009年市政府出臺了新的政策,為保護生態,限制馬鈴薯產業的發展。此時,公司已經引進了先進的種植技術,并為擴大種植面積和進行馬鈴薯深加工作好了準備,計劃帶動當地農牧民發展馬鈴薯產業,由于政府的限制一時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

        案例4:鄂爾多斯市市級龍頭企業DLS公司

        DLS公司于2003年成立,注冊資金700萬元,重點發展肉牛產業。2008年通過某嘎查協會(村支書任會長)整合并租用農牧民的水澆地5500畝(協會整合1500畝),種植飼草料;租用草場4萬畝。水澆地平均租金130元/畝;草場租金15元/畝。協會實行獨立核算,負責給公司種植飼草料和養殖畜牧業。公司提供協會的流動周轉金和農機具,蓋棚圈設施,提供牛犢、架子牛和養殖技術,按照市場價收購(去掉提供時的成本價)。出租土地的農牧民除外出務工外,一部分在協會種植飼草料,一部分在協會養殖畜牧業。公司的種養殖大部分都委托給協會經營,但是效率低下,協會成員把自己家的牛趕到公司租用的草場放牧。

        2009年,DLS公司更名為DH公司,占用土地550畝,只負責養殖業,并通過當地婦聯讓農牧民種蘿卜(喂牛),提前付種子、化肥款,回收時扣除成本,按市場價收購。采取糧換牛、牛換牛(土種牛換改良牛)、賒銷等方式帶動當地農牧民發展養殖業。協會只負責種植飼草料,以市場價賣給公司,二者是口頭協議,沒有簽訂合同。協會把飼草的種植面積擴大到水澆地10000畝,草場50000畝。由于協會不顧自己的種植能力一直擴大種植規模,導致2009年應給農牧民的租金兌現不了,10000畝水澆地有部分閑置。而農牧民僅有的一點菜地也被協會收走,租金拖欠,工作難找,生活水平下降。

        三、經濟學分析

        公司化模式大致有3種:一是在農區公司、政府和農民之間(案例l、2);二是在半農半牧區公司、政府和農牧民之間(案例3);三是在牧區公司、協會和農牧民之間(案例4)。

        從契約的表現方式看可分為:合同契約和口頭契約。大致有4種類型的問題:一是租地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使資源配置低效率(案例1);二是農民和公司的個體理性行為引起了道德風險(案例2);三是公司追求經濟最大化導致了外部不經濟(案例3);四是產權不明晰產生“搭便車”和敗德行為( moral hazard)(案例4)。

        (一)不完全信息使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不完全信息理論是指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各類人員對信息了解的差異性;掌握信息比較充分的人員,往往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貧乏的人員,則處于比較不利的地位。從案例1和案例2可以得知,公司在租用土地時存在不完全信息問題:首先是L公司在生產經營過程中不了解當地的情況導致失??;其次是F公司和W公司事先不知道農綜辦的有關代理人在安裝配套項目時沒有按照規定保質保量地把工作做好,其原因是代理人在安裝過程中有機會主義傾向從而產生了權力尋租行為(尋租是指人們憑借政府保護而進行的尋求財富轉移的活動。它包括“旨在通過引入政府干預或者終止它的干預而獲利的活動”)。一般來說,有機會主義傾向的代理人不會有責任心地自覺公開地承諾( Williamson.1993),受機會主義行為的驅使,代理人通過享有自己行為的收益,將成本轉嫁給別人,產生了“道德風險”,使交易成本增加,降低了政府的資源配置效率。

        F公司是外地進駐的公司,由于信息分布的離散性和搜尋成本的有限性等原因,比W公司的信息不完全程度要大得多。在生產經營中發現問題時,不知道找農綜辦(即使知道也沒有辦法制約他們的行為),只能期望通過村委會解決。由于農綜辦是上級部門,村委會沒有權力約束他們,只有一級級向上反映情況。農作物的生長周期有時間限制,在等不及的情況下,F公司自己花錢修理急用的農業機械設備。

        W公司獲得的信息相對要多一些,生產經營中遇到問題時不是采取找村委會來解決,因為W公司知道即使找村委會起的作用也很小,也知道通過自己的力量要求農綜辦來把一切都做好的能力很有限,因此采取了拖欠農民租金的辦法。W公司承諾:如果把管道壓好就給付農民租金。這雖然不是上策,但通過拖欠農民的租金給農綜辦增加了一種無形的壓力,如果農民上訪或事態鬧大,引起更大的糾紛,追究責任人時農綜辦難逃干系。如果農綜辦的代理人能預見到事態發展的后果,會主動把管道壓好。而如果農綜辦的代理人不能預見到后果并且認為被查處的概率很小時,會繼續置之不理,導致公司和農民受損失,此時由公司出錢把管道壓好,或者由農民出錢壓好管道收回租金,但是這樣會產生一種“聲譽效應”,即政府信用缺失。其他公司聽說后不敢再進入,或者農民不敢再出租土地。在長期的重復博弈過程中,理性的代理人會權衡利弊,使資源達到有效配置。

        (二)農民和公司的個體理性行為引起了道德風險

        案例2中,農民不愿意出租土地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耕種土地要比出租土地產生的效益大,或者他們認為出租土地的風險太大,問題(二)和問題(四)中也恰恰證實了這些顧慮。此時,公司允許他們在噴灌圈內種植農作物,并給予幫助,使其和諧發展。

        利益各方都在為了實現自身的最大利益從事經濟活動,問題(二)中由于本地農民向W公司索要了較高的雇傭費,W公司在雇工時拋棄了軟約束合同,引入了競爭激勵機制,提高了公司的生產效率,但卻沒有增加當地的社會福利,使本地農民陷入了既不種地、又失業的狀態。這樣,公司雇工就產生了一種“示范效應”,如果當地農民不把雇工價格降低,其他公司也會效仿而雇傭外地人降低成本,此時,當地農民在大量外地農民工進入的威脅下會降低雇工價格,公司在合同的約束下也會考慮雇傭當地農民。

        在公司和農民的博弈中,公司是當地公司,具有完全的信息,和農民的博弈屬于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即公司知道耕地被整合到一起后,農民由于種植意見不統一等原因無法獨立耕種土地(除非有人帶頭成立合作社實行聯戶經營,然而這是很難的),只能出租給公司或種植大戶。此時公司認為在資金緊張時拖欠一下農民的租金是可以的。但是農民在公司久拖不給租金的情況下作出了承諾行動,即承諾如果不給租金,到秋天就把公司種植在自己土地上的玉米收回家。公司租用農民土地涉及的農戶有數百戶,如果同時收割農作物,公司是無法阻止這場行動的,因此公司只能選擇合作并付給農民租金。農民通過這種承諾行動使自己的“斗爭”威脅變得可置信,此時達到的合作均衡是一個精煉納什均衡。

        (三)公司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時產生了外部不經濟

        案例3中,種植馬鈴薯產業屬于高收益產業,每畝的純利潤最低在800元左右,當地的環境也比較適宜,從公司的角度來講,如果能在當地擴大種植規模并進行深加工,不僅可以使公司獲得規模收益,而且也能使當地農牧民的荒地合理有效地利用,還可以帶動當地經濟的發展,產生社會效益。但是種植馬鈴薯會破壞土壤結構和養分結構,使土壤肥力逐年下降。因此要求公司每種植2年的馬鈴薯要進行3—4年的輪作換茬,還要在土地周邊種植防護林,防止土地沙化。政府的政策不能違背,而公司已經為前期工作投入了大量的資本,無論是撤出還是轉行都會形成沉沒成本。同時,公司租地后購買了很多大型農機具,聘請了眾多的農業專家。無論是從地點專用性、實物資產專用性還是人力資產專用性角度來講,如果退出或轉行都會形成很大的損失和浪費。因此,公司的最優選擇只能是“繼續租用土地,發展農業種植”。但是畢竟公司的財力是有限的,在發展經濟和保護生態方面,公司會把更多的精力和資本重點投放在發展經濟上,導致政府對公司的限制發展。

        生態環境保護屬于公共需求.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很難覺察到。如果只依靠政府種植防護林維持生態平衡,公司容易產生“搭便車”的行為,造成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若干年之后公司由于種植馬鈴薯產生的外部不經濟現象會直接危及到當地農牧民的生產和生活,這種“先破壞、后治理”的方式不是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式。因此,為了實現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生態保護,政府限制了當地馬鈴薯產業的發展。公司在與政府博弈的過程中,為了獲得長遠利益,只能實行輪作倒茬或復種、套種等方式保持土壤養分,有效種植防護林,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結合。

        (四)產權不明晰產生“搭便車”行為和敗德行為

        從案例4中可知,公司通過協會租用土地5500畝,而協會實際租用7000畝,在同一個噴灌圈內種植飼草料,如果監督不完全,很容易產生“搭便車”行為。公司把種植業和養殖業全部委托給協會經營,如果協會是誠信的,公司會獲得銷售牛肉的利潤,而協會可以獲得經營飼草料和養殖畜牧業的平均利潤。從個人理性角度考慮[來自www.Lw5U.coM],每一個人都會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缺乏監督機制和激勵機制的情況下,協會成員不甘心只獲得平均利潤,勢必會把自己家的牛放到公司租用的草場上去,再次產生“搭便車”行為,從而使公司經營呈現低效率。

        公司和協會分開后,明確了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公司本著為民服務的原則,帶動當地養牛業的發展,把實惠真正給了當地農牧民,既增加了農牧民的收入,也使自己的經營效益日漸上漲,實現了“雙贏”的局面。

        而協會從一開始就采取了不合作的態度,為了個人的利益失去了公司的信任。同時利用職權之便強行租用農牧民的土地,因為能力有限既使稀缺資源——土地的配置效率低下,又使農牧民的生活陷入困境,這是敗德行為。無論和公司還是和農牧民[來自wwW.lw5u.com]都沒有“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因此如果協會想繼續和公司、農牧民合作,只能誠實守信,否則最終會出現“擠出懲罰”的結果。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發生的土地流轉為例,重點研究了當前的農區、半農半牧區以及牧區的公司化經營模式中公司、政府和農牧民之間的契約關系以及內部治理結構。根據以上案例研究和理論分析得出結論:(1)由政府推動的土地規模經營,有可能出現權力尋租行為,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而在長期的重復博弈過程中,公司、農民以及政府代理人會權衡利弊,使資源達到有效配置。(2)實行土地規模經營不僅要考慮公司和農民各方的利益,還要權衡公司經營時對生態環境的影響。(3)誠實守信在形成公司、協會、農戶以及政府之間的合作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利益各方的道德約束是實現其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4)公司或協會在實行土地規模經營時,要考慮自己的財力、物力承受能力,如果以增加當地農民收入、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為名,試圖無限擴大土地規模,不僅會使農民受到損失,還會降低土地的利用效率,使自己經營困難,最終陷入資金和人力資源缺乏的困境。

        上述結論提示我們,在公司化經營的土地流轉模式中,應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建立監督激勵機制,防止尋租行為,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第二,引進公司時,應該對公司的生產經營狀況和信譽度進行多方考察,加大監督力度,確保農民的利益和生態環境不受損害。第三,在土地的適度規模經營中,應合理確定土地規模經營中的“度”,不能只是一味擴大土地面積,造成新一輪的“圈地運動”。第四,在土地規模經營中,應提高農牧民的文化素質和生存技能,通過土地入股等方式讓農牧民參與到公司化經營中,共享土地機械化規模經營帶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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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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